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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③牢固树立大食物观夯实农业强国建设基础******

　　作者：孙致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这是恰逢其时、意义深远、安澜大局的谋划。大食物观，反映了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的现实，为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开辟了新的战略路径。

　　从“粮食”到“食物”再到“大食物观”的转变，既立足于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也是与时俱进的理念创新。一方面，树立大食物观，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要向森林要食物，向草原要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设施农业要食物，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构建可持续、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树立大食物观，要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稳定安全供给，让食物品类更加丰富、结构更加优化、品质更有保障，牢牢守住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幸福”。

　　我国有14多亿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食、10万吨食用油、192万吨蔬菜和23万吨肉，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是“国之大者”。202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13730.6亿斤，已连续8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续写了用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养活世界近20%人口的奇迹。但也应该看到，在内部，今后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继续稳产增产面临的资源、环境、科技等方面的约束会越来越大，并且近年来，较高的生产成本、较高的食物损失与浪费率、不合理的居民饮食结构等因素导致我国粮食和部分重要农产品进口量呈持续增长态势；在外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汇之际，国际经贸摩擦频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冲突与阵营对抗加剧和新冠疫情持续，导致全球农产品市场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极大地增加了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外部风险和压力，对我国食物供需平衡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严峻形势，如何稳定安全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健康化、个性化的食物消费需求？这需要在生产端、消费端、流通端和贸易端同时发力，推动大食物观落地、落实、落细、落好，夯实农业强国建设基础。

　　在生产端，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宜菜则菜，依靠科技和改革的双轮驱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持续增强“多元、营养、健康”食物的国内供给能力。

　　在消费端，要加强膳食营养与健康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强化全社会“大食物观”共识，培养居民尽快形成科学健康、杜绝浪费的良好饮食习惯，优化膳食结构，平衡膳食营养摄入，推动居民饮食结构尽快由“吃得饱”“吃得好”向“吃得营养”“吃得健康”转型。

　　在流通端，要以“大粮食”“大产业”“大市场”“大流通”为理念，以建设农产品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大流通体系为抓手，从顺应生产端和消费端的供需结构变化出发，全面发力打通食物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确保多元化食物产得了、运得出、供得上、供得优。

　　在贸易端，要依靠制度型开放推进更高水平的农业对外开放，消除和防范国内国际农产品市场双循环面临的障碍和风险，推动“一带一路”农业国际合作高质量发展，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加快构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食物稳定安全供给大格局。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牢固树立大食物观，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能力，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安全底线和重要物质基础，必须立足现实国情，做好顶层设计，加强资源要素有效配置，以推动尽快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的宏伟目标。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项目编号：71961147001）的阶段性成果）

东西问丨蒙曼：如何从古典诗词看见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新社北京1月8日电题：如何从古典诗词看见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者蒙曼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中华民族是一个诗的民族。

　　《公羊传》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里的“饥者”和“劳者”，其实已经涵盖了中华历史上的各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歌声，与此同时，用汉语吟诵、汉文书写的古典诗词则具有更为广泛的包容力和感染力，让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都以它为媒介，歌唱生活，抒发情感，也熔铸出中华民族共享的审美情趣和共同的精神气质。

　　古典诗词作为中国灿烂文化中的一颗明珠，本身就映照出中华民族和衷共济的历史进程，情感交融的精神光辉。

四川省绵阳市，小朋友参加诗词诵读比赛。唐平瀛摄

　　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创造

　　中国古人按地理方位，把人群分成了诸夏、“东夷”、“西戎”、“北狄”和“南蛮”。《诗经》中已包含了不同人群的心声。《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商的王族，不正是“东夷”人吗？中国的东北民族普遍有飞鸟崇拜，有鸟卵生子的起源传说，而这一独特的区域文化最早的文献证据，正是《诗经·玄鸟》。

　　《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长长的柳条自此开始有了离愁与相思的意象。《采薇》吟咏的是周人和“西戎”猃狁之间的战争，不过周人的先民原本也是起自“西戎”。在运城市垣曲县北白鹅村东的一处周代世袭贵族召氏家族墓地中，一件侈口双耳虎纹铜罐引人瞩目。这样器形与纹饰的铜罐在中原找不到源头，却广泛存在于当时西北地区的游牧人群中，这再次提示人们西周与西戎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周人的先民曾在农耕和游牧间反复徘徊，最终才走上中原化的道路，直至成为奠定中华民族基础的“三代”之一，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礼乐文明。而这个从西向东，由“戎”入“夏”的过程，早已记载在《诗经》的动人篇什里。

包括西戎义渠“豪车”、秦公大墓铭文镈钟在内的128组300多件文物珍品亮相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揭开了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神秘面纱。田进摄

　　在中华民族的古典诗词宝库中，还有两篇著名的翻译诗篇，一首是反映北方民族苍劲风骨的《敕勒歌》，还有一首是反映百越人民似水柔情的《越人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公元546年，东魏在玉璧之战中败北。在阴郁的气氛中，出身敕勒族的大将斛律金唱起了这首《敕勒歌》，雄浑苍凉的歌声打动了所有人，大家都是敕勒川的儿女，怎么能甘心客死他乡呢？就这样，军心再一次被鼓舞起来，这支军队得救了。当时斛律金唱歌的时候，用的是什么语言呢？有人认为是敕勒语，有人认为是鲜卑语，但无论如何不可能是汉语。后来，有人把它翻译成汉语，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精彩绝伦的《敕勒歌》。能征善战的敕勒人早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风烟中，可是只要《敕勒歌》还在，敕勒人就永远不朽。

敕勒川国家草原自然公园景色。王正摄

　　《越人歌》的故事更早，也更传奇。春秋时期，楚国的公子子皙受封为鄂君。当时，鄂地还是越人的天下。一天夜晚，子皙泛舟中流，为他撑船的越人即兴唱起：“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感。子皙当即就按照楚人的礼节，双手扶了扶越人的双肩，又郑重地把一幅绣满美丽花纹的绸缎被面披在他身上。楚国原本就属于“南蛮”，越人更是被称为“鴃(jué)舌鸟语”之人，这首情歌当时就是用越语唱出的，汉代刘向编纂的小说集《说苑》中，还记载着这首诗的越语音调。子皙听到的已经是楚语的翻译，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则是经过了更复杂的翻译和加工。当年的越语和楚语早已不再使用，但这首沟通了楚越之心的诗篇却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经典之作，打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独舞《越人歌》。张畅摄

　　在古典诗词的创作队伍里，一直不乏周边少数民族的身影。以唐代诗人为例，很多学者认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出自龟兹王族，元稹则是鲜卑皇室的后裔，刘禹锡则有匈奴人的血统……这些闪光的名字一次次证明，古典诗词并非仅仅属于汉族，而是一直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不同的生活场景，共同的民族精神

　　古典诗词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反映着中华各民族不同的生存状态。说到北方的游牧生活，我们经常会想起高适的《营州歌》；谈起唐代巴人的风情，也立刻会想到刘禹锡的《竹枝词》。刘禹锡是北方匈奴人的后裔，但他却那么细腻地刻画着唐代西南儿女的生活，还借助巴渝地区民歌的曲调与格调，创作出富有浓厚民歌气息的新诗体——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诗中吟唱的何止是天气，不也是那来自于一切有情儿女，又包容着一切有情儿女的心情吗？从北方的长城到南方的五岭、从西域的骆驼队到东海的捕鱼船，中华各民族不同的生活场景都出现在古典诗词之中，让我们知道中国之大、中国之美。

“梦游巴渝十二景”光影互动艺术空间吸引游客感受巴渝的优美景致。周毅摄

　　不同区域、民族的生活场景是不同的，但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和精神却又息息相通。中华民族是眷恋家乡、热爱祖国的民族，无论是哪个民族的诗人，都以诗为媒，抒发桑梓情深和家国情怀。在中原诗人笔下，北方草原往往是衰草连天、黄云蔽日，不免带有萧瑟之感。但元代回回诗人萨都剌的《上京即事五首》却让我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情感基调。“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为什么诗人觉得野草那么清香，奶酪那么甘甜，毡帐那么温暖？因为这就是草原儿女的家乡。只要是从小生长的家乡，就会引起诗人由衷的眷恋，这种“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的感情，就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桑梓之情。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牧民拍摄草原舞蹈短视频。刘文华摄

　　再说家国情怀。十二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北方的金和南方的南宋两个政权。南宋爱国将领岳飞的《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还我河山的热望，至死都萦绕在岳飞的心底。但就在岳飞死后不到二十年，金朝皇帝完颜亮大举南征，试图统一中国。当时，他还写下了一首《题临安山水》：“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这意味着这位出身女真族的皇帝，也把统一中国作为自己的最高梦想。表面上看，这一词一诗情调各异，岳飞和完颜亮也互为仇雠，但这两个人其实又分享着一个共识，中国不该分开，南北必须统一。这不就是中华儿女自古及今的家国情怀吗？东南西北不同的生活场景、生活方式，都不能阻挡人们逐渐形成共同的民族精神。

粤剧孵化剧目《精忠魂》在广州江南大戏院上演。许建梅摄

　　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古典诗词在中国有着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拥有最广泛的题材，最丰富的情感和最具民族特色的审美。它记述时令、赞美英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我们从小就熟悉这种整齐而铿锵的韵律，因熟悉而热爱，因热爱而传承。我们背诵着同样的诗歌长大，也用同样的诗句抒发着对人生的感慨，这就是中国人代代传承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国人相互识别的文化密码。

演员吟诵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杨华峰摄

　　历史上中国人用诗歌歌唱生活、抒发情感，也用诗歌来浸润人心、教育后代，最终活成了一个诗意的民族。纵观全世界诗歌发展的历史，西洋多长篇大论的战争史诗，比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反映了特洛伊战争中英雄变动不居的命运；而中国多短小精悍的抒情诗，如李白的《静夜思》，抒发的恰恰是在永恒的月光下，一个普通人的思乡之情。我们当然无意比较两种文化传统的长短，但战争总会过去，情感却永远流淌在人们心中，让所有吟唱者的心越来越温暖，也越来越团结，最终成为像石榴籽一样牢牢凝聚在一起的中华民族。

西安大唐不夜城“唐食坊”售卖的唐诗糕点，外形的诗句文字雕刻精致，具有浓郁的古典文化气质。彭华摄

　　1682年康熙皇帝因为云南平定，出关东巡，祭告奉天祖陵，著名词人纳兰性德以侍卫的身份随行。出山海关，风雪凄迷，纳兰性德思念京师、思念家人，写下了一首著名的《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这里的故园，指的是国都北京，但有趣的是，纳兰性德出身于满洲叶赫那拉氏，他的故乡本来就在榆关(山海关)以外，而这个时候，距离满洲民族大举入关，也只不过才过去了不到四十年。四十年的时间已经足够让诗人习惯北京，习惯中原，甚至“反认他乡是故乡”。事实上，纳兰性德的这一认知并没有错，因为无论从东西南北哪一个方向走来，我们都有着同一个故乡——中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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